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倡導行善職德,旌表仁義慈愛美德的樂善好義牌彷

“仁’的本質即是“愛人”，是人與人相互親愛，“義”乃是利人、對人有情誼，兩者都是我國古代所推崇的為人處世的準則。對人要有愛心，對貧窮困苦要有同情心，要樂于做仁義之事，行慈善之舉，是作為禮儀之邦的我國古代歷來所倡行的一種道德風尚，也是深受人們敬重的一種高尚行為。為了褒揚富有同情心，在仁義慈善方面具有突出表現、突出貢獻的人，古時，人們亦常為這些人立牌坊加以旌表。當然，其中也不乏沽名釣譽之徒，為了博得一個“仁義”、“慈善”的美好名聲，不惜大量捐贈，以籠絡民心，博得官府和皇上歡心，以期換取一座仁義慈善牌坊，求得流芳百世者。就總體而言，在我國古代，仁義慈善牌坊的數量 :遠不如貞節牌坊那樣多，現存世者也為數較少。較有代表性的如：

安徽歙縣棠樾“樂善好施”坊
在著名的安徽歙縣棠樾牌坊群中，有一座建于清嘉慶二十五年（1820年）的“樂善好施”坊，此坊是棠樾牌坊群7座牌坊中最后建造的一座，系為旌表鮑漱芳父子的“樂善好施” 義舉而建造的。
“樂善好施”坊高11.7米，寬11.82米，四柱三間三樓，明間頂樓檐下嵌雕有四周飾雕龍鳳圖案的“圣旨”豎匾，明間上層匾額正背兩面均題書有“樂善好施” 4個大字，下層字板上題書：“旌表誥授通奉大夫議敘鹽運使鮑漱芳同子即用員外郎鮑均”。兩側次間的字板上題書立坊人“禮部尚書穆克登額、禮部尚書胡長齡、兩江總督百齡、安徽返撫胡克家、安徽提督學政白镕、安徽布政司蔣繼勛、徽州府知府魏麗正、歙縣知縣王毓芳、貴州府教授朱寬、貴州府訓導沈汝霖”等人的名字及立坊的年月日。

盡管清政府規定：“凡士民人等捐錢贍族或修橋梁道路，實于地方有裨益者”，“其捐銀至千兩以上者，請旨建坊，給予‘樂善好施’字樣等語”，可是，實際上據《歙縣志.義行》等地方史志的記載，這座牌坊的建造經過頗為曲折，是鮑漱芳先后花了幾千萬兩銀子做“善行義舉”才換來的。在建造這座牌坊之前，棠樾鮑氏的祖先已先后有6人獲得皇帝的旌表立了6座牌坊，其中“忠”坊1座，“孝”坊3座,“節”坊2座。然而鮑氐族人并不滿足，他們篤信“忠、孝、節、義”的封建道德準則，渴望能再建一座“義”字坊，以湊足“忠、孝、節、義” 四字，光宗耀祖，流芳百世。鮑漱芳當時身為兩淮鹽運使,又經商，壟斷了江淮地區的鹽運市場，家中“藏鏹百萬”、“富比王侯”。嘉慶皇帝得知鮑氏有立“義”字坊的心愿后就決心要趁機好好“敲”他一筆竹杠，便暗示鮑家，安徽、江蘇、浙江三省軍餉匱乏。鮑漱芳父子明白皇帝的弦外之音，便主動捐贈了三省三年的軍餉。后來，洪澤湖決堤,“諸壩災民嗷嗷待食”，鮑漱芳捐米六萬石，淮河、黃河發生嚴重的洪澇災害，鮑漱芳又捐麥四萬石，并捐銀修筑了長達八百里的淮河河堤，同時，他又改六塘河從開山歸海，“集眾輸三百萬兩，以佐工需……”，使當地眾多百姓從中受益，“所存活者不少數十萬人”。此外，鮑漱芳父子平時在家鄉還置義田，辦義學，捐資修府學、文廟、文昌閣、尊經閣，重修忠義祠，鋪路修橋，熱心公益事業，其善行義舉在當地有口皆碑。為此，禮部尚書、兩江總督、安徽巡撫、徽州知府等人紛紛上書請求恩準鮑氏立“義”字坊。鮑漱芳的屢次捐輸，深得皇上的歡心和贊賞，于是 “從優議敘，力葉須”，降旨為鮑漱芳父子賜建了這座“樂善好施”義字坊。

“樂善好施”坊在歙縣棠樾牌坊群7座牌坊中，不論自西向東數，還是自東向西數，都是位于牌坊群正中的一座。鮑氏在建牌坊時之所以這樣安排是用心良苦的，其意圖顯然是要向世人表明：行善好義是鮑氏家族為人處世的核心理念，鮑氏所獲得的“忠、孝、節、義”齊全的封建榮譽體系，是以“義”字為中心構成的。
【福建廈門同安蔡宗德小妾楊氏節孝石雕牌坊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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